今年5月，是外交家兼翻译家戈宝权（1913-2000）逝世十周年。日前从南京大学余一中教授处获悉，为怀念戈宝权先生，乌克兰驻华使馆有意提供资助，重新再版戈宝权翻译的、乌克兰著名诗人谢甫琴柯的诗选。回想起这本由我经手出版的书，并联想到戈宝权与我20载亦师亦友的情谊，不禁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结识戈宝权
我与戈宝权相识于1978年，那时他早已是位大名人，我这个无名之辈得以认识他，全因《译林》。当时我奉命创办外国文学杂志《译林》，可我在翻译界一个人也不认识。着急之际，见报载戈宝权是江苏人，我就冒昧给他去信，请求对家乡这个新办的刊物给予指教和帮助。原不敢抱多大的期望，谁知竟收到戈宝权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还附了罗马尼亚诗人爱明内斯库的六首译诗，供《译林》创刊号刊用。得到这个超乎意料的支持，无疑大大增强了我们办好《译林》的信心。
1979年冬，我邀请戈宝权到无锡出席《钟山》、《译林》合开的笔会，这是我首次与他会面。他平易近人，我们俩仿佛一见如故。他坦陈了对办好《译林》的许多看法，对《译林》确定以“打开窗口，了解世界”为宗旨、重点译介外国当代新作这一办刊方针表示肯定与支持。可以说，戈宝权是我不惑之年才跻身外国文学界的启蒙老师。是他，帮助我极为不易地约请到钱锺书、杨绛、卞之琳等许多著名学者出任《译林》编委，有力地提升了《译林》的名望。是他，在《译林》因刊登《尼罗河上的惨案》而挨了外国文学界一位权威很重的一棍子之时，第一个站出来支持《译林》。是他，针对有人攻击《译林》打开窗口“把苍蝇蚊子引进来了”，立即发表《让窗子开得更大些吧》一文，鲜明地主张对外开放。还是他，捐出自己获得的奖金，在《译林》设立“戈宝权文学翻译奖”。通过这一系列的交往，戈宝权与我，从不相识到成为知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