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我们应该要什么？
那么，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金融规则重订时，要提出哪些诉求呢？这当然需要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讨论。初步分析，恐怕至少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一是建立全球对资本流动监管的协调机制。 未来中国经济会更加开放，人民币要自由可兑换，资本项下要完全开放。这必然导致资本的大进大出。 其它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也经历同样的过程。历史的经验证明， 在这期间，发展中国家很容易陷入由外部热钱的大进大出而造成的金融危机中。 从八十年代末的日本与东亚，到尔后的亚洲金融危机，都显示出这类危机的危害性。 因此，建立一个高度透明的、有问责机制的有效的国际监控资本流动，特别是热钱流动的全球协调机制对中国以至于全世界各国都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是国际外汇储备体系应该更多元化。应建立一篮子方式货币，世界主要国家货币都应该占有一定权重。在新的货币体系中，各国货币应该充分竞争，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 应由该货币的由币值稳定、宏观经济稳定、市场稳定的程度来决定。我们还应该争取人民币逐步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先能够在区域中起更重要的作用。可以考虑争取建立一定的规则， 使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并不一定是完全可兑换货币。只要满足一定的规定，承诺一定的条件就有可能部分充当国际储备货币。这样，不但人民币，其它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也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起一定的作用。
三是要让更多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制定与重大问题的决策。扩大Ｇ７机制，将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重要的发展中国家纳入。改革与重建一个新的、灵活的、尊重国家主权的多边体系。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制订，不但能保护自己的利益， 也体现了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们的参与， 并不是要与美国争夺主导权，而是要争取知情权、否决权、以及规则制定权。 中国并非要撼动美国以及西方一些大国在全球的优势地位， 而是真正体现中美、中欧、中日都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5．为国际新规则的制定做好准备
国际金融危机是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战略机遇”。 但是，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则是至为关键的问题。机遇只给有准备的人，也只给有准备的国家。
当务之急是尽早地组织专家展开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为有关部门在进行国际谈判时提供各种方案准备与智力支援。
这种研究方式应该是多元化的，每个课题可以有几个小组独立地分头研究，通过相互竞争，才能优化方案。这种研究还应该是开放的，不仅靠国内的人才，还要充分利用留学生人才、海外华人人才和对国际经济金融有深入了解的人才。通过民间的方式与海外有影响的“智库”加强交流，听取别人的意见， 研究别人的方案。
三十年前，老一辈的领导人根据国内国际大势，抓住历史机遇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使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我们如果能够抓住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战略机遇，首先是稳住自己的阵脚，通过扩大民间投资与消费，保持经济增长与就业率在较高的水平上。 同时， 通过参与国际规则修订来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开辟道路。
